“叙事”是一种超越时空和民族的言说方式，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法国哲学家利科( P. Ｒicoeur) 认为，人类的知识大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人必借助于叙事才能存留 关于自己，或任何人和事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必 以叙事的语言才能保持和被他人理解［1］。叙事研 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后来很快辐射到世界各国，成为一门广泛性的 学科。最初的叙事研究主要针对文学领域，后来逐 渐从文学领域扩散到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众多国内学者的关 注和重视。不过由于中外文化异质，中西方叙事学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中西医学叙事理论也各有特点。

1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概述

　　西方的叙事学可以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基于文本阐释而兴起了经典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主要受结构主义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普罗普的功能理论是其重要 的理论基石。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 向文本的内部，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 和各种要素关系的研究，强调对叙事作品的表层结 构与深层结构的探讨，注重对叙事作品的功能分析。

　　崇拜文本、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抽象化的结构模式是经典叙事学的 3 个重要特点。经典叙事学的“叙事”目的不在于阐释作品，而是注重叙事模式的建立，进而探讨叙事文本所共有的构成成分、结构原则和叙事规律。经典叙事学的弊端在于完全拒绝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角度的研究立场，最终结果成了一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

　　1990 年前后，西方在反思经典叙事学的基础上， 兴起了后经典叙事学或称新叙事学。以美国为主的 西方文艺理论界将叙事学和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 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社会学、电影理论、计 算机科学等诸多理论结合后，就产生了与六七十年代 的经典叙事学虽有联系但又存在明显区别的叙事学 分支。与经典叙事学相比较，后经典叙事学将叙事扩 展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医学等多 个维度，关注的思维核心是多元意识形态、世界观的 冲突对话、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对话。

2西方叙事学理论在西医学中的应用实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叙事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方式开始被广泛使用，叙事的研究方法从文学 批评领域扩散到宗教学、哲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 甚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在医学领域，凯瑟琳· 亨特指出，因为医学是“关于个体的科学”，医学的认识论应该是叙事的， 而不仅仅是现象论( 医学科学研究) 或本体论( 临床工作) 的，叙事是连接医学理论( 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 和实践( 每个病人) 的桥梁［2］。2001 年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丽塔·卡蓉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叙事医学”概念，认为以生物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导致医患关系日渐冷漠。如循证医学要求医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吸收大量的信息和统计数字以及对这些数字的评价，医生没有时间去思考和理解病人所要面对的痛苦、苦难和死亡。病人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他们所经受的痛苦，见证他们的苦难。卡蓉认为医生缺乏理解病人复杂叙事的能力，这些叙事可以是言语、描摹、手势，也可以是沉默和意象，或者是查体结果。她认为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种新的医学形式，即“叙事医学”。叙事医学被界定为用叙事能力来实践的医学，指对患者的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并为之感动。她提出从现象学、心理分析、创伤研究、美学等训练出发，来提升医学生倾听、诉说疾病的“叙事能力”。叙事医学的目标是让医生们更清晰地表达自己，更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培养高超的倾听技巧以及从比喻和潜台词中发现隐藏信息的能力，从而使医生能更加设身处地地为患者考虑［3］。

　　自丽塔·卡蓉提出叙事医学的理念后，渐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对于医学与叙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王一方教授认为叙事医学并不仅仅限于丽塔·卡蓉所述，还应该包括病人的疾苦叙事、生死叙事，医生的疾苦叙事、死亡叙事、诊疗叙事等内容［4］。

　　叙事医学是建立在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主义、后 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后经典叙事 学应用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文学领域而产生的边 缘交叉学科，为理解医学实践中一些复杂的病患沟 通等伦理问题提供叙事学阐释方法。应该说西医学 叙事主要关注的是性别文化、大众文化、族际文化、媒介文化与医学的联系。

3中国叙事学理论概述

　　西方叙事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掀开了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序幕，在 90 年代形成了高潮，乃至在 21 世纪初，这个过程还在持续。这期间，国内学者在介绍和研究叙事学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问题也日渐凸显。一是大多数叙事学研究是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解析中国具体叙事文本。有学者统计，从 1985 年到 2010 年期间，公开发表的以“叙事”“叙事学”“叙事文本”“叙事分析”为标题或 关键词的论文达到 58 228 篇，其中绝大多数是运用经典叙事学理论对具体叙事文本进行分析的结果［5］。结构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基本是以其本来形态展开的，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并没有显示多少创造性和个性，而且使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叙事文本进行分析经常会出现削足适履、水土不服的尴尬现象。二是没有认识清楚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叙事学本原差异，导致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被不加区别地机械搬用。虽然随着后经典叙事学在 90 年代中期传播入国内，引进了社会、历史和文化，拓宽了研究范畴，尤其是从文化论角度切入叙事问题成为最具有覆盖力和关联广度的视角之一。然而后经典时期的各种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当下各个不同领域中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如性别文化、大众文化、族际文化、媒介文化中的政治特征与结构等，这与中国叙事学所关注的传统文化范畴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异。

　　有一些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进行了独立的学术探索研究。他们摆脱经典叙事学文本中心的桎梏，立足于中国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从文化论角度探索中国叙事学的独特规律，试图建构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叙事学”。如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西叙事上的差异实际上隐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要求返归中国文化的原点来研究中国叙事学。他认为“叙事学研究必须如实地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系统，以便使研究者的眼光回归和集注于这个系统内在的深层”［6］。“中国叙事学体系除了包含有人类共性而与西方体系存在着重叠互证之外，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它携带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体系存在着偏离和异质，相互间构成了对峙而又互补的张力。如果生搬硬套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叙事作品，则会使中国叙事传统违心就范，削足就履，造成对中国叙事理论核心和精髓令人遗憾的盲点”［6］。已有的关于中国叙事的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3． 1  注重天人关系

　　发源于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在天人关系上的主客二分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终极目标。不管是什么作品，最终都很难跳出天人关系的范畴，天与人二元结构模式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的一种基本结构模式。如杨义先生指 出，《水浒传》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意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感通”的宇宙观念一脉相承。“设想天道运行的大宇宙和人间治乱的小宇宙可以相互对比和感应，从而以神秘的宇宙意识给予充满野性强力的梁山泊事业以合理主义的解释了”［7］。

中国古代叙事思维认为各种事物之间，天道、人 道和文道之间都是相通的，认为人体和宇宙是一种同 构对应关系，“人道”具现“天道”。虽然西方后经典 叙事学也主张叙事作品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 起来进行人文解读，但是，正如韩云波所指出的那样， 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以殖民主义和新女性主义为代表， 更关注的是文化身份的解决，而不是天人关系［8］。

3． 2 阴阳思维的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间一切事物变化都源自阴阳。阴阳思维渗透于中国传统叙事中，成为推动古典叙事的内在动力和动态平衡的哲学依据。无论《史记》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及《水浒传》所说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叙事的这一结构原理。盛衰消长、离合悲欢、治乱兴亡是阴阳思维在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3． 3  “致中和”的哲学原则

　　“中和”一词首见于《周礼》，后经孔子注入中庸 之道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精神 特质。杨义先生指出: “…… 对叙事形式法则的某些探究和把握也就带有整体性的思路，细加体察，还 不同程度地可以发现其文字背后存在着某种类乎阴阳对立、两极共构的结构原则。”［9］这就是与中国文化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的叙事形式法则———“中和”哲学原则，它深深影响着中国叙事。杨义先生还指 出: “内中和而外两极，是中国叙事原则深处的潜原则。无中和，两极就会外露和崩裂; 无两极，中和就会凝固和沉落。中和和两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9］杨义先生从中国古人阴阳对立、两极共构的叙事形式法则背后，发现了中国叙事“致中和”哲学 原则，对于丰富中国叙事的形式法则，是非常具有理 论意义的。

4中国叙事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叙事是普遍的、永恒的、跨文化的。叙事的范围 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人类一切活动都是叙 事，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有 学者认为“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 影，实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 一段对话、一阵独白、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 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10］。

中医学是中华优秀文化与生命科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以及医案医话都是叙事作品，是中国叙事学在中国医学中的实践应用，必须用中国叙事理论去分析。注重天人关系、阴阳思维的渗透、“致中和”的哲学原则等同样是中医叙事理论的重要特征。

　　中国叙事注重天人关系的特点深深影响了中国 文化思维。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题材，其背后总能看见天人关系的影子。就中医学叙事而言，也深深打上了天人关系的烙印。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是将人事与天地自然之理联系起来， “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那么中医学的叙事思 维则也是将人体与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素问· 宝命全形论篇》记载: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学非常强调宇宙自然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流行的影响，强调临床诊断与治疗应依据天文变化而进行把握与调整。《灵枢·岁露》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认为日月的活动与人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阴阳思维是指导中医理论的对立统一思维规 律。中医学叙事中处处渗透着阴阳思维。其中以医 案最为典型。如《续名医类案·卷六》记载: “张路玉治谢某，七月间病疟，因服芩、知、石膏辈，稍间数 日，后因小便精大泄，遂脑痛如破，恶寒振振欲擗地。医用八味、六君子，三倍参、附而寒不除。继用大建 中，每服人参三钱，熟附二钱，其寒益甚。至正月诊 之，脉仅三至，弦小而两寸俱伏，但举指忽觉流利，其 症虽身袭重裘，大畏隙风如箭，而不喜近火，或时重 时轻，口鼻气息全冷，胸中时觉上冲，小腹坚满，块垒 如石，大便坚硬，欲了不了，小便短数，时白时黄，阳 道虽痿，而缓纵不收，气色憔悴，而不晦暗。此症本 属阳虚，因用参、附过多，壮火不能化阴，遂郁伏土 中，反致真阴耗竭，论证不清。法当升发其阳，先与 火郁汤六服，继进升阳散火、补中益气，肢体微汗，口 鼻气温，脉复五至。后服六味丸、生脉散、异功散，调 理全康。”本案是典型运用阴阳思维的叙事作品。

中和思想是中医叙事理论的要素，是中医认识 思维方法的主要特色之一，它体现在中医各个方面。如中医认为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的偏盛偏衰， 因而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就是调节阴阳。《素问· 阴阳至真要大论篇》记载: “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 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奇症汇·卷五》记载: “张子和治一妇，为室女时，心下有冷积如覆盆，按之如水声，以热手熨之如冰。于归十五年不 孕，其夫欲黜之。张曰: 毋庸，若用吾药，病可除，孕可得。从之。诊其脉沉而迟，尺脉洪大有力，非无子 之候也。乃先以三圣散，吐痰一斗，心下平软，次服 白术调中汤，五苓散，后以四物和之。不再月，气血合度，数月而孕。”整个叙事过程中张氏用祛痰利水、益气补血等方法最终目的是调和阴阳气血，以平为期，最终获得“气血合度，数月而孕”的效果。

　　中西医学叙事理论由于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本原差异，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同时，更要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土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读中医叙事。本文谨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贤达关注中医叙事领域。

参考文献:

［1］ＲICOEUＲ，P． Time and Narrative［J］． 1984，1: 406 － 424．

［2］ HUNTEＲ，K． M． A Science of Individuals: Medicine and Casuistry［J］．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1989，14: 193 － 212．

［3］ 杨晓霖． 美国叙事医学课程对我国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启示［J］． 西北医学教育，2011，19( 2) : 219 － 220．

［4］ 王一方． 整合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的可能与不可能［J］．医学与哲学，2014，35( 1) : 17．

［5］ 王鹏． 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历程与主要视角模式研究［D］． 武汉: 湖北师范学院，2011．

［6］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558．

［7］ 杨义． 《水浒传》的 叙事神理［J］． 齐鲁学刊，1994( 1) : 16．

［8］ 韩云波． 唐前叙事与中国文化思维［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 2) : 37．

［9］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21．

［10］“叙事学研究”专栏开篇辞［J］． 江西社会科学，2006( 10) : 39．